专访“老开发”邵煜栋：国际环境风云变幻，浦东要增强危机意识

摘要：“回头看，一些改革任务仍未完成。”

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。四分之三个世纪，见证一个一穷二白、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，从“落后时代”到“赶上时代”再到“引领时代”，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即日起，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与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系列口述历史访谈，与上海各个领域、各条战线的多位老同志畅聊他们亲历的不凡历史。透过他们的回忆，我们愈发相信，“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，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，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”。

在邵煜栋的脑海里，浦东开发开放之初，每一个画面都是清晰而鲜活的。

1990年，在邓小平的亲自擘画下，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，上海从全市抽调了50多名干部和一批应届大学生奔赴浦东创业，邵煜栋是其中一员。

1995年6月18日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搬迁到浦东陆家嘴。当天，浦东新区政府给对方赠送了一只山羊，这一举动引起轰动，法国的《费加罗报》登出新闻：“中国的领头羊到了浦东。”为了让现场90多位行长轮流抱小羊羔，他们把羊用飘柔洗发水洗了两遍，特地买来婴儿袜穿上，还喷了点法国香水。

“当时，只讲工作，不讲待遇，也没人考虑房子、票子、位子。”他说，创业期的浦东干部，工作作风可用9个字概括：敢担当、勇创新、不争论。因为很多事都没有先例，他们不仅“不争论”，甚至“不请示”。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，也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。回忆当年，邵煜栋不无激动。

人物小传：邵煜栋，1947年出生，毕业于复旦大学。1990年任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秘书处处长，1993年任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，1995年起任浦东新区新闻办公室主任、文化与广播电视局局长、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、侨务办公室主任以及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主任，2000年起担任政协浦东新区委员会副主席。还曾先后担任上海海事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。撰写过多本介绍浦东开发的著作。

“这是个好事，早该如此”

上观：浦东开发开放，是何时起被提上议程的？

邵煜栋：浦东的开发开放，有其历史必然。浦东与上海外滩隔江相望，地理位置优越。

上海解放后，第一任市长陈毅从1951年到1953年间多次组织讨论在黄浦江上建桥。当时没有称为“开发”而是“建设浦东”。

上观：1979年起,党和国家决定在深圳等地建立5个经济特区，浦东相比之下是不是显得慢了？

邵煜栋：长期以来，上海承担着共和国长子的重任。1990年以前，中央财政的1/6来自上海。然而，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，当时的上海陷入重重困难包围之中。本市的财政收入超85%上交中央，仅留下30多亿元的“吃饭财政”。当时，城市基础设施欠账累累、住房拥挤、交通堵塞、通讯不畅、环境污染……

1985年，时任市长的汪道涵曾组织团队到浦东调研，调研团队认为，上海经济突破口就在浦东。开发浦东，首先要建设桥梁、隧道等跨江通道。而当时，上海每年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不能超过6亿元，仅造一座桥就需要约8.2亿，上海拿不出来。

1988年，上海在西郊宾馆举行了“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”，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说：“解放三十多年来，我们重视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来不及相应地进行城市改造和建设，以致削弱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。这种状况当然不允许再延续下去。”

上观：正式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，是如何作出的？

邵煜栋：1990年初，邓小平同志再一次到上海欢度春节。时任市长的朱镕基向他作了浦东开发的专门报告，他听了非常高兴说：“这是个好事，早该如此，可惜迟了五年！能采取什么动作在国际上竖起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？要上海来竖这面旗帜”。

回京后，他对几位中央领导说：“上海的浦东开发，你们要多关心。”“上海是我们的王牌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。”

1990年4月18日，在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公司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：党中央、国务院决定开发、开放浦东。

吃上“太平洋的鱼”

上观：浦东开发开放之初，你曾把“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”这句话贴在机关食堂门口？

邵煜栋：对。这句话由时任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兼浦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的赵启正提出。浦东开发开放不能走“土地换资金”的既有模式，要建设一个高层次、外向型、现代化的新区，就要走出一条新路。建设路桥水电等基础设施之外，要有更高站位。

在地球仪旁思考，浦东开发开放的核心是抓住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机遇，依托长三角的地缘优势和人才资源，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梯度转移，把浦东新区建成国际、国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的交汇点，走出一条“开发浦东、振兴上海、服务全国、面向世界”的新路。

相关政策的制定中，我们首先考虑服务世界500强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。浦东背靠长三角、面向太平洋，我们要出海吃“太平洋的鱼”。

上观：怎样吃上“太平洋的鱼”？

邵煜栋：浦东开发开放，金融先行。上海全力推进营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，鼓励中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浦东投资建设，使中外资金融机构看到在此发展的巨大潜力。

1995年6月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总部从浦西迁入浦东，新区政府赠送了一只打扮得十分可爱的小白羊。庆祝会上，90多位行长、300多位贵宾轮流抱了那只小羊羔。这个动作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第二天，法国的《费加罗报》上就登出了新闻：“中国的领头羊到了浦东。”

当时，我们招商引资的重点不是提供多少政策优惠，而是用好“动物语言”塑造浦东蓬勃发展的形象，吸引全球投资者共享发展机遇。

上观：听说当年这样的动物礼物不止一件？

邵煜栋：是的。1995年9月，日本富士银行上海分行在浦东开业，浦东新区政府赠送了一匹红木雕塑奔马，祝福这家“一马当先”进入浦东的外资银行。富士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高桥郎夫十分激动，回日本后自发宣传浦东投资环境，后来12家日本金融机构先后落地浦东。

1996年7月，日本八佰伴国际集团总部迁至上海，新区政府特地向总裁和田一夫赠送一副企鹅图，因为他多次说过，自己是一只“先下水的企鹅”，后面会有成群的企鹅跟来。

新区政府还向香港招商局大厦赠送一座雄鹰雕塑，寓意“展翅高飞”；向泰国泰华国际银行赠送大象雕塑，寓意“万象更新”；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赠送牛熊塑像，寓意“劲牛旺市”。

一共6件礼物，拉开了陆家嘴金融中心建设的序幕。

没人考虑房子、票子、位子

上观：外因之外，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还有哪些内因？

邵煜栋：浦东开发之初，从全市抽调了50多名干部和一批有志于参加浦东开发的应届大学生。最早各处室领导都没有任命，名片上只是印着“某某负责人”。没有像样的办公桌，没有固定的工位，有时实在没地方写东西，就跑到走廊里借用小圆桌写。

工作人员大多数住在浦西，那时黄浦江上最后一班轮渡时间是晚上10点50分。我们就在走廊里放一个小闹钟，10点半闹钟一响，大家纷纷从各间办公室冲出来往轮渡跑。有两次我没赶上，眼睁睁看着船离开码头，只能返回办公室盖着棉大衣过夜。

当时，大家天天加班、没日没夜。只讲工作，不讲待遇，也没人会考虑房子、票子、位子。

1993年，中外合资企业日立电器在浦东打桩开建。日方代表希望能快点建好，他们已用计算机算过，工程最短需要18个月。但浦东的领导回复：争取11个月能够投产。11个月后，浦东的日立工厂果真开始生产空调压缩机，日立的老总感到不可思议：难道是计算机出了问题？

上观：这种创业精神从何而来？

邵煜栋：当时，大家也感到奇怪，为何都习惯了这种工作模式。现在想来，我们是认识到自己在为一项前所未有的伟业而奋斗。有幸参与其中，是人生之大幸。

1991年春节，小平同志再次来到上海。大年三十，我们收到通知小平同志要听浦东汇报，要马上写汇报材料。当晚，我们通宵写稿，总觉得不满意，写完后推翻、推翻后再写。

大年初一早10点，市委通知我们连人带稿子马上过去。朱镕基说，小平同志不看长稿子，随后提出四点大纲：浦东开发一年所做的事情、浦东开发三年的目标、还想向中央要些什么支持、得到支持后上海能为国家作哪些贡献。

写好后，我们马上布置会场，在浦东转了一圈找不到像样的会场，最后决定将会场定在浦西的新锦江饭店顶楼旋转餐厅。定好会场后，我们马上到照相馆订制缩印版地图，小平同志喜欢边听汇报边用放大镜看地图。

当时，所有浦东的干部都这样，脑子里只想干事情。我们的工作作风可用9个字概括：敢担当、勇创新、不争论。

不争论，不请示

上观：为何强调“不争论”？

邵煜栋：好多问题，不要讨论，干了再说。回过头来看，对的就坚持，错的就改。鼓励创新，宽容失误。这不是不分是非，而是时不我待，为了争取时间。一位外国政要参观浦东新区后说：你们想干的事一件一件都干出来了，我们想干的事却在朝野吵吵闹闹中化为泡影。

当时，浦东有一种“就想干成事”的精神，很多事没有先例。对此，我们不仅“不争论”，甚至“不请示”。

上观：甚至“不请示”？

邵煜栋：我们要干的事，很多都没有先例。所以即使向上级部门请示了，他们也没办法答复。而且一旦请示了，这个事情就暂时不能干、只能等，不然上级部门觉得：“那你还请示干吗？”

比如，浦东开发伊始，急需启动资金。而陆家嘴、金桥、外高桥三个开发区，市政府只提供各3000万元的开办费。浦东新区按照允许搞土地批租的政策，采取了财政投入、支票转让、土地划转、收入上交等方式，形成财政资金空转循环方式，使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。陆家嘴、金桥、外高桥三大开发区公司有了土地资本金，再通过招商引资、上市融资等手段，形成了100亿元以上的滚动开发资金。

时任浦东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的黄奇帆形容，这就像拿鸡蛋在桌上敲一下。轻了站不住，重了蛋要碎，轻重要拿捏得刚刚好。这种事没人做过，请示的话上级部门肯定不批。

改革任务仍未完成

上观：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，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息息相关。今天公认全球化遇到了严峻挑战，浦东是否需要重新定位？

邵煜栋：当前全球化形成了新格局，一面是众多国家热烈拥护和支持全球化，一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“小院高墙”抵制全球化。多年来，中国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%左右，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。

浦东新区作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汇点，我经常用4个英文单词总结它的定位。“Window”（窗口）——上海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，浦东是了解中国经济最快、最直接的窗口。“Gate”（大门）——要进入中国市场，首先要进入上海市场；要进入上海，首先要进入浦东。“Key”（钥匙）——在浦东，能最直接准确地参照负面清单，了解中国的投资环境和管理模式。“Bridge”（桥梁）——浦东是中国与世界的桥梁，也是一座友谊的桥梁。

国际环境风云变幻，浦东新区的发展也要增强危机意识。此前，一些西方国家将俄罗斯剔除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（SWIFT）支付系统。目前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越来越快，浦东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重要承载区，要增强危机意识，做好防范制裁的准备。

上观：你认为，浦东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？

邵煜栋：当好“领头羊”，做好“排头兵”。浦东新区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、啃最硬的骨头。

比如，陆家嘴要加快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核心功能区。上海期货交易所要加快建成世界一流交易所，为探索中国特色期货监管制度和业务模式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出更大贡献。张江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主战场，要构建创新生态圈，打造未来产业集聚高地。

2005年，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批准浦东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。2024年，中办、国办又印发了《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7年）》。回头看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中，一些任务仍未完成。

比如，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方面，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距离人民大众的期待仍有差距。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方面，和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做法仍不完善，比如保护知识产权等任务。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，如何城乡统筹发展仍有很大文章可做。

此外，改革开放不能只讲经济成果、不讲民生成果。浦东要建成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城市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

下一步，浦东当好“领头羊”，做好“排头兵”的挑战仍然艰巨，任务仍未完成，依然大有可为。